文/王厚明专业配资论坛
《长征：前所未闻的故事》的作者索尔兹伯里曾经感慨：“人类有四大史诗，以色列人从埃及出走、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、拿破仑进军莫斯科、美国人拓荒西部，但是他们与长征相比都黯然失色。”美国作家斯诺在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中这样评价长征：“长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。”红军长征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壮举，书写的是英雄主义的壮美诗篇，矗立的是民族精神的不朽丰碑，已经超越了国界、党派和政治信仰。长征史料浩瀚，其中战斗、故事和细节不胜枚举，本文从中撷取些许细节，也从一个侧面感悟中国共产党人忠诚坚贞的理想信仰、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、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、牺牲奉献的作风品质和血脉相连的军民情谊。
没有理想，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
长征之所以举世瞩目、影响深远，因为长征是理想信念的长征。对理想信念的真伪虚实，它用枪林弹雨来印证，用雪山草地来检验，用饥寒交迫来拷问！红军将士用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“取义成仁今日事”的铮铮铁骨做了有力的回答。
1938年4月，张闻天在陕北公学做演讲时，学员曾问红军面对随时可能被围歼的险恶处境，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、挫折和内部斗争，能克服重重困难和艰难险阻，创造历史奇迹，靠的是什么？他回答说：原因就在于有坚定不移、百折不挠的革命理想信念。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思想，就是无论如何要克服困难，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。没有理想，不用说万里长征，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。
被迫参加长征的瑞士传教士阿·勃沙特，在贵州被红军当间谍扣留，随红六军团一起参加了长征。他被释放后回国，写了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长征的著作《神灵之手》。他讲道：“许多报道因红军抓了我们这些人的举动，而将他们称为匪徒和强盗，实际上红军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，并在实践着其原理。”
长征是一群年轻人走出来的
长征途中，红军师以上干部的年龄绝大部分都在二三十岁，红军将领的平均年龄仅25岁，战士年龄平均不足20岁，14岁至18岁的战士至少占40%。曾有人说“长征，实际是由一群孩子来完成的”。美国传记作家R.特里尔这样记述：“大约54％的长征者都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，甚至还有9岁至12岁的少年。”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，在中将以上的254名将帅中，有222人参加过长征。以长征开始时计算他们的平均年龄，9位元帅为36.5岁，8位大将为31.7岁，48位上将为25.9岁，157位中将为23.8岁。
这群胸怀理想的年轻人，在长征途中转战14个省份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。其中，跟随中央红军的他们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区，渡过的主要江河有22条，翻越的主要大山有20座，其中有5条山脉终年积雪、平均海拔5000米左右，攻占县城100余座。这群20岁上下的年轻人，平均每天行军约37公里，每行进300米就有1人献出生命。在中央红军368天的行军途中，15个整天在打大决战，平均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，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抗击着国民党军和各路反动军阀10多支部队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，一直到走出困境，走向胜利。
“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！”
在茫茫的草地上，一支红军队伍被后面的敌人追赶着。偏偏一位怀孕的女同志即将临产，部队只好停下来，焦急万分地等候一个小生命的诞生。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转，追兵越逼越近。这时，作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、最高法院院长的董必武，对红五军团的军团长说：“一定要顶住敌人，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！”整整两个多钟头，小生命姗姗来到人间。打阻击战的部队已经牺牲了好几名战士，有人轻声叹息，董振堂却板起脸吼道：“我们干革命打仗，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孩子们吗？！
马、鼓皮、马粪……
1932年参加红军的江文生老人满含泪水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，他说：“有一匹马，掉在泥沼里，眼瞅着一点点往下陷。有几个饿急眼的战士要上去割马的肉。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，人都饿昏了，革命还没完，吃了马肉就有力量走出去。可有更多的战士上来阻拦，不让割……”他们冲上去制止、拦阻，有的竟动手打了对方的嘴巴，嘴里还不停地骂：“娘的皮！没种的！饿疯啦？”一边骂一边抚摸无助的马又一边流泪：“它跟我们走了那么远……”
进入草地之后，红军的后勤给养非常困难，所到之处草根、树皮、植物茎块，所有能吃的东西都被一扫而光。后来，部队开始吃一种长着短刺的野草，那草的刺有毒，用手一碰，像被蝎子蜇了一样疼，吃多了，大小便还会出血。战士们有的把机枪带、皮带煮着吃了，甚至连宣传员背上的鼓，也引起了大家的“食欲”。干部们说：“宣传鼓动的目的是让大家走出草地，现在填点东西才能走出去，只要人在。”几个战士默默地把鼓拆了。两张薄薄的鼓皮，撕成若干小块，饥饿至极的战士每人分一块。
在长征路上面临最大的困境不仅仅是敌人的围追堵截，更艰难的是饥饿。牛、马排泄的粪便一下雨就会被冲稀释，有时候里面会残存一些没有消化的粮食，但就这最肮脏的粪便也是不能浪费的。饿极了，红军将士把这些粪便中的粮食用水洗干净照样还能再吃；如果牛、马的粪便是干的，就用力敲一敲，同样把里面未消化的粮食分离出来，用水洗洗煮了再吃……其实，这样的“粮食”人吃进肚里也不怎么消化，但是总能抵挡一点饥饿……
红军为让官兵活着走出去，曾限定每人每天只能吃一小把粮食，发现多吃粮食分量的，轻则批评，重则挨罚，罚站罚打或“关禁闭”。
大渡桥横铁索寒
1935年5月29日，由王开湘（后被更正为黄开湘）、杨成武率领的红四团，经过两昼夜120多公里急行军直指泸定桥。22名红军勇士手持驳壳枪，背插马刀，腰缠手榴弹，冒着雨点般的子弹，在铁链上匍匐战斗，仅用两个多小时就攻占了东桥头。有的回忆文章说：“敌人已经把桥板全部抽掉，只剩下寒光闪闪的十三根铁链子了。”实际情况不是这样。提前一天赶到的川军第三十八团已把桥上的木板抽掉了三分之二，红军就赶到了，且守桥的川军是所谓“两枪兵”，就是一支步枪，一支大烟枪。聂荣臻在他的《红一方面军的长征》一文中，和他题写的《强渡大渡河泸定桥的经过》纪念碑碑文中这样记述：突击队“冒着东岸敌人的火力封锁，在铁索桥上边铺门板边匍匐射击前进”，纠正了“攀着桥栏，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”的描述。由二连连长廖大珠等22人组织成突击梯队，踏索夺桥；三连跟在后面，边冲锋边铺木板；一连打掩护；四连负责递木板。在突击队发起攻击后，敌人在桥头纵火，妄图阻止我军前进，这时东岸我军也赶到了泸定桥，很快将火扑灭，守桥敌人有的仓皇逃跑，有的被我军消灭，两岸红军在泸定城胜利会师。
站在这座有着300年历史的铁索桥上，当时感慨万千地说：“泸定桥呀，泸定桥！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，费了多少心血！现在我们胜利了，我们胜利了！”数十年后，曾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写道：“泸定桥战役是长征途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……要是渡河失败，要是红军在炮火下动摇了，或是国民党炸坏了大桥，那中国后来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。”
每一公里的长征路上都有一名兴国烈士
江西兴国县是名副其实的长征烈士第一县。据统计，兴国共有23179名烈士，光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兴国籍烈士就有12038名，相当于每一公里的长征路上，都有一名兴国儿女化作的生命路标。当时仅有23万人口的兴国，就有8万人参加红军，红军队伍中有一个师就叫“兴国模范师”。在共和国第一代将军中，仅来自兴国的就有2位上将、5位中将和47位少将。毛泽东曾赞扬“兴国的同志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”，他亲笔题写的“模范兴国”巨匾，在兴国县城的四个城门上，一直高悬到长征前夕。
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叫日月换新天。”长征路上，牺牲营以上干部432名，包括军以上干部8名，师以上干部80多名。单是湘江一役，就有13位团以上干部战死，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.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。时至今日，当地还流传一句民谣：“三年不饮湘江水，十年莫吃湘江鱼。”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被俘，在担架上从伤口掏出肠子扯断壮烈牺牲，他的头颅被挂在长沙家乡的城墙上。长征，是用鲜血染红的英雄史诗。
30万人共守一个天大的秘密
从1934年10月7日起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先后下达命令，要中央红军主力一、三、五、八、九军团陆续移交防务，秘密、隐蔽撤离战场，与中央第一野战纵队（又称“红星”纵队）、第二野战纵队（又称“红章”纵队）一起到于都县集结。8万多红军主力在一个县城内外集结、休整了长达10天时间，然后安全顺利地跨过“长征第一渡”。30万于都人民实行赤色戒严，严密封锁消息，并制造假象迷惑敌人，使国民党的探子成了一无所获的“聋子”“瞎子”。国民党谍报部门对此一无所知，蒋介石连一点音讯都没有得到，以至1个月后才发现红军转移了。
红军走后，于都百姓还冒着生命危险，帮助安置留在于都的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，解除了前方将士的后顾之忧。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，红军和苏区人民、于都人民是命运共同体，可以说是钢板一块！在信息发达的今天，很难想象30万人可以守住一个共同的秘密，可谓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。
74年的等待——最忠贞悲壮的红色爱情
当年一位红军的妻子，在丈夫参加长征北上后，在家一直守望着丈夫平安归来，谁料这一等就是75个年头。红军离开后，国民党军队攻占了瑞金，并对革命群众进行疯狂迫害。她不幸被捕，由于她既是干部，又是红军家属，敌人对她严刑拷打，施以酷刑，逼她声明脱离革命队伍，与丈夫离婚，但她从不屈服。
“哇哩(说了)等你就等你，唔(不)怕铁树开花水倒流。水打石子翻转身，唔(不)知我郎几时归？……”自从丈夫走后，她每天唱着送别的歌曲，希望能用歌声把远去的丈夫唤回。从青丝等到白发，等到眼睛失明，等到2008年生命终结。她就是历经风雨沧桑、跨越三个世纪，被网民誉为“史上最牛军嫂”“共和国第一军嫂”的陈发姑。
一听到“上面来人了”，陈发姑就会拄着拐杖，向来人打听：“同那天去的我家吉薰有没有什么消息？”再铁石心肠的人听了这句话，也会动容，谁也不愿去破灭老人心中美好的愿望……她的故事，被网民称为“最悲壮的红色爱情经典”。
三千娘子军顶着半边天
在红一方面军的队伍中，共有32位女红军历经艰难险阻，胜利完成了长征，途中没有一人掉队，没有一人牺牲，可谓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一个奇迹。1935年11月19日，任弼时、贺龙率领红二、红六军团（后合编成红二方面军）离开湘西开始长征，其中有21名女红军。红二十五军长征中有7名女性，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，被称为“七仙女”。而红四方面军有2000多名妇女，还组成了一个妇女独立师（团），在长征中经历了一些殊死的战斗，平安到达陕北的只有300多人（不含后来加入的女性）。可以说，参加过长征的女性约3000名。其中，有的是“三寸金莲”的缠足女子，有的身怀六甲并途中生子，有的有伤多病，但她们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妇女运动史上的奇迹。
参加过长征的外国人
长征中不仅有著名的外籍共产党员，还有很多没有留下姓名的无名英雄，也有在长征途中为红军做过有益工作的外国传教士。本文着重介绍以下几位：
军委干部团参谋长毕士悌，原名金勋，又名杨宁、杨林，1898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。1932年7月奉命进入中央苏区，曾任红一军团参谋长、红二十三军军长、粤赣军区司令员等职。在湘江战役中，毕士悌随军委干部团在陈赓团长、宋任穷政委的指挥下完成了担负的战役任务。1935年2月，毕士悌任军委干部团参谋长，与陈赓、宋任穷一道率干部团在“开展战局的关键”时节抢占娄山关。1935年4月，毕士悌参与指挥干部团化装成国民党部队，徒步急行军140公里，按时抢占皎平渡，随后又拿下了地势险要的通安州。1936年2月22日，时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参谋长的毕士悌在东渡黄河的战斗中，牺牲在黄河岸边。
“红军炮兵的鼻祖”武亭，原名金武亭，1905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北道。1923年初，秘密来到中国。曾历任红军连长、营长和团长等职，并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“围剿”。长征开始时，任军委第一纵队第三梯队队长兼政委，1934年12月调任红三军团炮兵营营长。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、广西龙胜阻击战、攻打娄山关等战斗中，武亭率炮兵营胜利地完成了担负的作战任务。1935年6月，张国焘妄图夺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，收回各军间以及各军与中革军委、毛泽东通信联络的密码本。毛泽东指示红三军团另编密码本，并设法与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恢复联络。武亭根据彭德怀的指示，带着电台、密码本，凭指北针前往甘肃俄界送交红一军团。因长期从事炮兵的组织指挥工作，武亭被誉为“红军炮兵的鼻祖”，1952年10月在朝鲜病逝。
“中越两军的双料少将”洪水，原名武元博，曾用名阮山，1908年10月出生于越南河内。1932年１月，洪水任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。1935年，博古对洪水起草的《工农剧社章程》提出批判，洪水被打成“高级特务”并被开除党籍。随后，洪水背着“高级特务”“国际间谍”两大罪名踏上了长征路。遵义会议期间，中央纵队党委根据洪水在宣传动员工作中的突出表现，决定撤销对他的处分、恢复他的党籍。红一、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，洪水奉命跟随朱德、刘伯承到左路军工作。所在部队遭受重大挫折被打散后，洪水扮成当地老百姓，第三次爬雪山、过草地，历尽千辛万苦，在1936年初走到延安。洪水1945年8月应邀回到越南参加抗法斗争，1948年晋升为少将军衔。1950年10月再次来到中国工作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。1956年10月21日，洪水在越南逝世。
另外，前面提到的外国传教士，即勃沙特，他因间谍嫌疑被西征入黔的红六军团扣留，并随红二、红六军团行动，曾为红军翻译了一张法文版贵州省地图。1936年，他在云南境内被释放。1990年逝于英国曼彻斯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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